文/王继珍
2012年5月4-6日,由北京大学糖尿病中心和《中国糖尿病杂志》社共同主办的“2012北大糖尿病论坛”在北京市九华山庄举行。本次论坛围绕“糖尿病转化医学”这一主题,来自国内外的30多位专家作了27场精彩的学术报告。会议期间,笔者采访到大会主席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纪立农教授,请其围绕此次论坛的主要学术内容详细谈谈糖尿病与转化医学的相关问题。
记者:2012年北大糖尿病论坛的主题是糖尿病与转化医学,请您首先介绍一下转化医学的概念?
纪立农教授:转化医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通过利用包括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在内的方法将实验室研究成果转化为临床应用的产品与技术,同时通过临床的观察与分析帮助实验室更好的认识人体与疾病、进行更优化的实验设计来促进基础研究,从而最终实现整体医疗水平的提高、帮助患者解决健康问题。
在本次大会上,美国埃默里大学KM Venkat Narayan教授也介绍了转化医学的定义和最新的理念。转化医学研究包括5个流程:基础科学研究——早期转化(其他机构参与,1期2期临床试验等)——晚期转化(最重要,3期4期临床试验,获得监管部门批准等)——传播成果——采纳接受转化医学研究的流程。
记者:转化医学对于临床治疗有怎样的意义?
纪立农教授:正如大会上中外学者所报告的,每年都有大量的基础研究、生物研究的新技术和新结果涌现,这些能改善人类生存质量、有价值的新科技成果如果被传播到医疗服务体系和广泛应用于患者,将会使患者在治疗中大大受益。但其中大部分的成果并没有真正用于临床实践使患者获益,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转化医学到临床的过程有很长的路要走,可能受阻于各个环节。
KM Venkat Narayan教授在报告中提到,调查发现,当一种有效的新药出现时,可能50%的医院会应用该药(药物影响力为50%) → 医院里仅50%的医生开具该药的处方(影响力为25%)→ 患者中仅50%接受该处方(影响力为12.5%)→ 接受处方的患者约50%能正确服用(影响力降为6.2%)→ 正确服用的患者约50%能从中获益(影响力降为3.2%)→ 6个月后能坚持服用该药的患者数再打折扣(影响力仅为1.6%)。
由此可以看出,转化医学的研究成果即使顺利用于临床,真正使患者受益还是存在种种困难。所以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涉及更多方面,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确认转化医学研究对临床治疗起着指导与促进的作用。
记者:KM Venkat Narayan教授在大会上报告了糖尿病预防中的转化医学研究成果?
纪立农教授:是的。在5月6日的会上,K.M.Venkat Narayan具体介绍了2型糖尿病预防中的转化研究。他指出,在2型糖尿病预防中,药物和生活方式干预对于糖尿病前期人群有效,并具成本效益,可使糖耐量减低(IGT)的发生率降低30%~60%。目前,生活方式干预是最有效和适当的手段,其优点在于其作用的长期性。成功的生活方式干预包括:降低卡路里摄入、降低脂肪摄入、增加纤维素摄入、增加业余时间活动、降低体重以及改变行为的辅导咨询。然而,即使应用积极的生活方式及药物干预手段,仍有相当高比例的患者在10年内进展为糖尿病。基于对目标人群的分析,建议对约占总人群1/3的糖尿病前期人群进行干预。
最新的荟萃分析表明,糖尿病预防计划(DPP)的转化是有益的。与我国情况类似的印度开展了一项应用生活方式干预预防糖尿病的转化医学临床研究(D-CLIP),该研究筛查了19377名社区和诊所人群,首个在600名糖尿病前期患者[IGT,2小时血糖140-199 mg/dl,和(或)空腹血糖受损(IFG),空腹血糖100-125 mg/dl]中进行了糖尿病前期干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在研究中,通过调整将DPP干预措施与适当的转化方式及印度实际环境相适应。
D-CLIP研究利用非专业干预者(经过培训的社区志愿者)协助课程、提供支持及指导及作为联络人等在干预组(295人)进行强化治疗,即通过每周的课程,在干预期间使体重减轻达到目标(降低7%)、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体育锻炼、16周关于生活方式改变及运动的课程、8周维持性课程。作为对照组(307人)的标准治疗包括1节关于饮食及运动的课程、关于相似问题的宣传册及与糖尿病教育者和医生见面。D-CLIP干预组有240人完成了整个干预试验,83%减轻了体重,课程出勤率为88%。参与者认为其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都得到了改善。
目前工作的挑战是,继续推行已知的措施(将DPP形式的干预措施继续以低成本方式向更广阔的糖尿病前期人群推广),进一步了解未知的2型糖尿病病因及自然进程,及评估已知并实施的干预措施。
记者:在我国,糖尿病相关指南不断更新,指南的落实与转化医学有怎样的关系?
纪立农教授:中国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血压和血脂控制水平与指南要求差距巨大。他汀类药物、阿司匹林的使用率,口服药物或胰岛素治疗者血糖达标率,标准诊疗落实率等均较为不理想。因此,将指南落实到临床实际工作中去是我国糖尿病管理的当务之急,而落实指南推荐的标准诊疗更需要转化医学研究从中发挥重要作用。
指南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巨大差距正是开展转化医学的一个驱动力,我们现在关键要做的是脚踏实地落实指南,将循证医学证据转化为实际临床行动,让患者获益。
记者:我国的糖尿病相关转化医学研究也有很快的进展?
纪立农教授:是的。比如翁教授在大会上分享了广东省1型糖尿病转化医学研究的研究结果,该研究收集了自2010年8年至2012年3月间,共3700余例T1DM患者临床资料,留取1000余例患者的血、尿标本。结果显示,中国T1DM患者具有独特的人口学特征和临床特征,在糖尿病管理(血糖监测等)和治疗方面尚不规范,血糖、血压和血脂等代谢指标控制不甚理想,各种急慢性并发症较为常见。
翁建平教授指出了T1DM规范化管理的状态和存在的障碍:一是医务工作者需要合适的指南、简明的诊疗途径、足够的专科医生和多学科合作;二是患者依从性较低,治疗受文化程度和经济条件制约;三是社会的医疗保险制度不完善和存在社会歧视。
我们需要适合中国国情、以循证医学证据为基石的1型糖尿病指南。中国1型糖尿病指南的制定工作已于2012年4月底启动,并相信在国内各位专家学者的不断完善下,这个指南会真正适用于中国患者。
记者:转化医学研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纪立农教授:中外学者对于转化医学研究面临的挑战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改变基础研究与应用领域相分割的理念;②激励机制和职业发展路径;③规范资金和同行评审工作,规范期刊;④需要生成整个系统各个部分的数据,并进行整合、处理和分析;⑤鼓励跨学科的工作;⑥需要新的研究方法或策略;⑦需要不断的反馈循环,以加速从数据到知识,从知识到应用的转化;⑧建立协作、数据共享、数据集成和规范;⑨需要多学科的广泛合作,对整个系统进行有效管理和整合;⑩需要新的培训形式以及建立新型的组织框架。将研究与快速研发、临床应用以及产生对公共卫生的影响快速衔接起来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
记者:大会报告的应用生活方式干预预防糖尿病的转化医学临床研究(D-CLIP)表明了糖尿病教育的重要性,您如何看待糖尿病教育的作用?
纪立农教授:糖尿病教育是糖尿病综合治疗中的措施之一。目前我国的糖尿病教育逐渐发展,但与国外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研究数据显示我国糖尿病患者已超过9200万,还有大约1亿5千万糖尿病前期患者为发展成糖尿病患者的高危人群。与此同时,中国的糖尿病教育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大部分患者确诊后只寄希望于药物而不是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血糖达标极其艰难。而承担着改变这种现状重担的糖尿病教育与管理者的数量却严重不足。所以学会成立的糖尿病教育与管理学组也担负着培养更多的糖尿病教育与管理者的重任。我相信未来我国的糖尿病教育者队伍会不断发展壮大,糖尿病教育所发挥的作用也将会越来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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