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问我的验光师为什么我需要进行眼底扩张检查时，他的回答是……至少事实上是准确的：“这样我就可以看到眼睛里面的情况！”我来到他的办公室是因为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总是弄丢我的验光眼镜和太阳镜。在这最近的一次尝试寻找替代品时，我被告知已经过去了两年多没有进行眼部检查了。无论是我的验光师还是附近的眼镜零售商，都不“允许”卖给我新的眼镜除非我更新配镜处方。我对我的旧配镜非常满意，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相当独断的规定，无疑是出于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因素。但是我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所以我预约了检查。然而，眼底扩张是很麻烦的，而且从我对眼科学的基本了解来看，至少我有一些感觉，即其益处的概率最多是微不足道的。

在我最近与同事撰写的有关儿童过度诊断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建议当医生建议进行某种检查时，家长们不仅要问这个检查的目的是什么，还要问这种检查是如何对孩子产生净益的。显然，我的验光师没有读过这篇文章。我追问他。我没有任何抱怨，没有任何引起担忧的医疗问题，也没有任何相关的家族病史。“无所谓，”他说，“还是可能会有问题。”然后他指着我视野测试的结果（他在表示我需要进行眼底扩张检查之前还没有复查过）：“你看，你的视野这里有一些潜在的缺陷。”哦哦，他已经打出了他的王牌，现在他处于主导地位。我，作为患者，患有一种疾病。我小心翼翼地进一步询问，回忆起我在视野测试中的努力最多只是敷衍了事。“这可能是什么原因？你确定它准确吗？”他已经因为我三年没有进行眼部检查而对我感到不满，并且不断拒绝给我提供额外30美元的高级眼底照相机，他叹了口气，提出了一些难以理解的情况，并补充说可能是青光眼。现在，我不是眼科医生，但我非常确定你不需要扩张眼睛来诊断青光眼。但是我禁不住感觉我已经越过了医患关系中神圣的界限，是时候停止这么困难了。在剩下的访问时间里，我又回到了“顺从的患者”模式，做了我被告知的事情。

我不能坚决说不的问题并不仅限于这次访问或这位医生。我与医疗保健专业人士的大多数访问（我尽量保持最少）似乎涉及某种谈判，他们想要做很多事情，但我不想要任何东西。尽管如此，我通常最终要么屈服要么妥协。当我断了手臂时，在每次每周访问时，诊所工作人员会在骨科医生甚至没有看到我之前就把石膏剥掉并进行X射线检查。我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不使用体格检查来引导X射线检查，但我从来没有勇气问。牙科X射线检查是一种持续的谈判，与我的牙医和我的孩子的牙医都是如此。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像我这样对于被建议的测试或干预一无所知的人很难说不。当我的汽车修理工列出了我车上的所有问题时，我怎么能确定所提到的问题不会导致我的车明天突然着火或危险地偏离道路？当我们的承包商说我们需要换新屋顶时，我对屋顶了解多少？

但是当涉及到我自己的健康问题时，我是一个相当了解和怀疑的医生。为什么我不能说不呢？为什么我听到像我这样的医生患者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如果我们无法说不，患者如何期望提问或拒绝？为什么我们在医生办公室总是感觉像在进行谈判？

我希望我有所有的答案。过度检测和过度治疗的标准原因——按次收费、医疗责任、时间压力等——可能导致过度积极的筛查建议和/或医生明显的不灵活和坚持。但是作为一个患者，我呢？我对所有这些事情都有所了解，所以为什么我不能为自己辩护？患者在医生办公室害怕“说话”的情况并不是新闻。2012年《健康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称，协作讨论常常受到患者感到必须遵守社会认可的角色、害怕被归类为“难缠”以及“权威主义”医生态度的阻碍。医疗文化中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因素造成了“无助患者”现象。我们称医生为“______医生”，而他们称我们的名字。当我们进入诊室后，会有这样的大张旗鼓：“医生马上就会来见你。”当他们来的时候，我们感到很幸运能得到他们的几分钟时间，所以最好不要浪费时间质疑他们。如果我敢说不，他会在我的病历中写些什么？这会如何影响我的其他治疗？作为一个医生，当我成为患者时，我也无法免受这些压力。事实上，也许有一种心照不宣的理解，作为医生患者，我应该比挑战医生更了解。

至于我的眼底扩张检查，有什么大不了的吗？只要做了就结束了，对吧？问题是，我已经活了足够长的时间，意识到没有任何测试是无害的，任何测试都可能引发一系列潜在有害的干预措施。是否有可能确实有坚实的证据支持低风险、无症状患者每两年进行一次眼底扩张检查？也许吧，尽管我对此表示怀疑。（而且责任真的在我挖掘它吗？）任何益处都是建立在早期疾病检测引发的已被证明有益的干预措施的理念上，这些益处超过了任何可能由测试本身或误诊或过度诊断引起的伤害，并且筛查所需的人数不是很多。如果是真的，那么我的验光师在向我说明情况时明显失败了。正因为如此，我正在寻找一个新的验光师，最好是一个不是以“今天我们将扩张你的眼睛”为开场白，而是以“今天我想讨论一下眼底扩